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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离开家乡小城的那年,不过22岁,刚刚被县上的广播站招成了记者。在那之前,他是乡下一名学校的民办教师,别人用来打牌、喝酒的时间,他用来在一盏昏黄的灯下读书,写作。终于给人发现,到了县城,却还是不甘心。又给他遇到一个机会,到了省城。
她那时候是县城中学的老师,岁数同他差不多,一样喜欢文学,早上去上课的路上,可以听到广播里在播出他写的文章,夜里辅导完了夜自习回家的路上,同样能听到他的文章。小县城的街道上,绿阴沉沉,他的文章被配了音乐,由普通话很标准的播音员念出来,似乎格外动听。她终于红着脸去广播站找他,留下一封读后感般的信,就这么认识了。那是文学烟尘滚滚的80年代,这是文学青年标准的认识方式。
他们在县城周围的麦子地里散步,在落日的余晖里谈论小说,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说什么话,只是默默行走着,似乎那样默契地行走着,就已经是一种约定了。
所以,他走了之后,她一直不谈婚嫁,有点时间,就用来给他写信。学校的事情,读了什么书,都不厌其烦地告诉他。他一封封地回着她的信,告诉她,他有了机会念大学,又认识了什么人,得到了什么大人物的青睐。
一年、五年、十年,他的境况在发生变化,写给她的信却从不曾中断。从他的信里,她知道,他成了著名的评论家,有了怎样显赫的声名,围在他身边的是些什么人、他的敌人是谁、他陷入了怎样的论争、他被怎样批评、他的单身状态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非议,他的疲倦、他的振奋、他的思考,还有,他从不曾示人的温柔的一面。
她始终没有结婚,逐渐成了别人口中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姑娘。但是,在她写给他的信里,他能感觉到,她那安静的、平和的、纯净的心,她安慰他,和他一起回顾他们在落日下的麦子地边度过的时光。她似乎成了他在名利场上争斗到疲倦之后的一个退身之所,一块绿地。
所以,他们小心地、刻意地从来不提婚嫁,不提“爱”,也从来不表达比“温柔”和“关切”更多的东西,似乎当她成了他世俗的妻,当这块绿地一旦真正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,就会失掉最初的距离,而他也就从此没有了一个退让和休憩之所。
就这样,20年过去了。有天,她守着学生上夜自习,突然伏在了正在批改的作文本上,再也没醒来。她死在了讲台上。医生说,只有最心力交瘁的人,才会以这种方式死去。
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时,他正在参加一本新书的首发式。在冷静地发完言后,嘈杂的宴会厅里,他找到了一间没人的会客室,在黑暗中坐了很久,有人闯了进来。打开了灯,他咆哮着:“你他妈的把灯关上!”在重新到来的黑暗中,他流下了眼泪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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